本报记者 尤莼洁
“我们每周都能收到外地政府的邀请，让我们把公司搬过去，给钱，给房，给人……”最近，上海现代先进超精密制造中心公司总经理段皖英很苦恼。段皖英是“新侨”，即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华侨，2005年回国创业，选择了上海作为“落脚点”，经过几年发展，公司蒸蒸日上，目前却因土地成本高企、人力资源流失等原因，遇到了“瓶颈”。“我舍不得上海，但我们确实需要发展，外地的政策也确实很有吸引力。”
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，各地对高科技领军人才、创业人才的争夺，可谓步步升级。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北京提出了“十二大重点工程”打造世界一流人才之都;深圳推出了“孔雀计划”，吸引国际人才“南聚”;浙江针对归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，推出“红卡”居住证制度……
上海，如何留住和吸引人才?
昨天，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、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承办的 “侨界人才工作研讨会”首场论坛“浦江论道”，聚焦上海的“创业人才和环境培育”，十多位正在或曾在上海创业、发展的归侨人才，畅谈期待与建议。
上海需要忧患和危机意识
如段皖英感受到的，在吸引人才方面，上海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。
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裁、中央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俞昌，一开口就提到深圳最新推出的“孔雀计划”：未来5年，重点引进并支持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，吸引带动1万名以上各类海外人才到深圳工作。让俞昌惊叹的，还有高额的奖励补贴与专项资助等。
同样是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的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黄维说，2002年，他从新加坡回国时选择了上海，但当他计划将自己的有机平板显示技术产业化时，做了很多努力都未能如愿，“在人才方面，上海确实需要一种忧患意识、危机意识。”
其实，对这些创业家而言，上海是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作为中国内地最开放的城市之一，上海的国际化、商业化程度堪称翘楚。这里还云集了国内最高端的国际会展、最新的技术、最高端的人才。同时，对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归侨而言，上海服务业发达，生活、出行都十分便捷。“一个企业最难的是开始，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上海。”吉尔生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敏就这样说。这位生在上海、长在上海的女企业家，经常被问：“回来值不值得?”她的回答是：回来是一种“文化的归宿”，“可以和家人在一起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在挫折时，我遇到了很多真心的帮助，包括政府的支持，企业得以快速的发展”。
“城市文化和政府服务，也是城市竞争力很大的一方面。”段皖英感触很深，她初创企业之时，得到了杨浦区政府的大力扶持，“可以说，回国之后才找到了自我，找到了热爱的事业，获得了很多荣誉、机会，所以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上海。”中国商业飞机公司主管设计师、中央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李志旭，2008年归国加盟大飞机事业，觉得“上海无论是事业前景，还是大的政策环境，都不差。要考虑的是小环境，是政府服务的细节，这些可能决定了吸引人才的成败。”
最痛苦的“中层人才”流失
在上海创业，颇有“痛并快乐着”的感受。尤其是这几年，随着土地等成本的日益高企，对以技术而不是以规模作为优势的中小企业而言，居上海不易。
“中层人才流失太厉害了!”段皖英感叹，他们公司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，就是中层人才的忠诚度与稳定率。“我们送出国培训半年一年，一回来，就被那些大公司以几倍薪水挖走了，或者跳槽去了外地。”但段皖英理解这些年轻人的选择，“他们生活压力也很大。我们这些人，说实话反而对待遇没那么关注，反正在海外也有一点积蓄，回国主要是为了干事业。而对那些刚毕业工作的年轻人而言，生存却是第一位的。”
上海灿芯半导体有限公司CEO、中央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职春星“追问”：是要世界500强企业，还是要我们这些创业型小公司?“我们公司1公里之内有四五家500强企业，每天都在‘挖’我的人。”他坦言，自己的公司也在往外走，“去内地，还有台湾。可以说，现在上海的人力成本已经不亚于台北，但是那里工程师的素质、经验、忠诚度往往会更好。”
黄维说，江苏无锡的“530计划”，短短数年引进了1000多名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。黄维认为，看人才的标准，不能满足于其发了几篇文章，或者拥有多少专利，“我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过400多篇文章，有200多项专利，但如果它们不能通过企业再进入市场，这些文章和专利都没有真正的价值。”企业发展要依靠高层次人才，也要“中层人才”。“但对事业刚刚起步的青年人才而言，生活环境是需要掂量的。以他们微薄的收入，在大都市怕是难以找到立足之地。如果他们的稳定无法保障，那对中小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。”黄维直言不讳。
浦东新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副会长、上海英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东说，最近联合会对张江的1700多家企业做了一个调查，留学归国人才的流失速度，让他大吃一惊，“创业成本越来越高，这是真话。对许多刚起步的人而言，也许只能经过，而无法停留。”
呼唤有魄力的“天使投资”
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
“想拿点钱不容易。”职春星说，一家银行虽然为他的公司提供了无抵押贷款，但也说得很明白，这种贷款属特殊情况，今后恐怕难以指望。职春星也想正常贷款，不过要抵押，而自己企业初创，哪有什么固定资产，职春星自己在上海也没房子，“买不起”。
上海弘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今一感叹，自从入选中央“千人计划”，他身价倍增，许多人追着要给他的公司或项目投钱，但全是江苏、浙江等地的。“我们缺少有眼光、有魄力的‘天使投资’(对原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的一次性前期投资)。”潘今一说，近几年政府也开始试水创投基金，但心态是“安全第一”，即使委托给职业财务人，也是PE(股权投资)心态，5年之内，一定不能贬值，有个几倍的市盈率就好，这导致资本不愿意投风险高的高科技创业公司，大多流向比较“安全”的传统行业。
“我的感受是，上海在资金方面，还是给中小企业不少支持的。”艾琪康医药科技公司总裁卢寿福说，他所从事的新药研发方面，国内私募基金基本上是空白，政府等于是“天使投资人”，没有政府支持，他走不到今天。他认为，融资的作用值得政府更加重视，“其实人的发展没必要控制在某个地方，如何让人才‘留’在上海?一是用资本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的公司或项目中都有上海的投资。还有就是知识产权，可以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，到哪都带不走。”
“我认为政府应该考虑，如何在上海活跃天使创投的氛围，比如给好的‘天使投资’配套基金，为天使投资减免税等。”潘今一以自己1999年在美国创业的经历为例，“我刚办公司时，只是有一个理念，然后大公司给一些很小的订单，1000多美元的都有，但很多VC(风险投资)还是要给我钱，直接问：2000万美元够不够?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投资，就出不来马云，也出不来facebook这样的公司。”
“海归”们的困惑还有不少，但他们相信，“因为上海的改革和发展走在前面，所以矛盾才早暴露。”他们期待着上海人才与创业环境的提升。上海蔡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清说，1993年离开美国一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时，他在辞职信上，就写了一句回国理由：“just do it”(就去做吧)。“现在看看，当时的决定是对的，中国越来越开放、强大，我也想鼓励我们的子女回来，为上海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建设出份力。所以我想提个建议，一些相关行业的国企，能不能为‘新侨第二代’提供实习的机会?”
周敏和黄维都提到了创业者自身要有“开放、积极和平和的心态”。“把所学的东西拿出来，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”，是所有“新侨”的心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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